
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,从此成了拐子。
然而,少年时期的Frida是一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假小子,
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。
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,
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,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,
Frida就是2000男生中35位女生其中之一。
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Frida认识了她的丈夫Diego Rivera,
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,当时刚从法国回来,受托在此做壁画。
Frida深深被他吸引了,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,
她就戏弄他,和他开玩笑,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。

1925年,Frida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,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。
9月17日,Frida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,
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,颈椎碎裂,右腿严重骨折,一只脚也被压碎。
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,直穿透她的阴部。
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努力,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,
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。

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:“让我失去了童贞”。
多年以后,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:“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。
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……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。”
整整一个月,她浑身打满了石膏,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,
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。1926年,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,
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。

1928年Frida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Rivera。
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(此时他们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),
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,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。
Frida后来说:“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,
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,一次就是遇到Rivera。”
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,
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,1930年,Rivera夫妇来到美国,
先到San Francisco,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Rivera回顾展。
在这一时期,Frida 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,
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。1932年,Rivera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,
而在此期间Frida流产了。休养中Frida画了《底特律的流产》,
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。

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,
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,
而Rivera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。
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、现实、残忍、苦楚的品质。
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Frida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。

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。
在此期间,她就穿着由皮革、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。
生命暗淡到极处时,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。
她写道:“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。”

1936年,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,
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,
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:一个还是个受精卵,
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,
还有一个是小孩,手拿一条绳子,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。
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,她说:“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,所以我作自画像,
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,所以我作自画像。”。
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,
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——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。

她常常把自己画成“两个佛瑞达”,
一个在忍受痛苦,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。
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,
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。

这对夫妇于1935年返回墨西哥,之后Rivera与Frida的妹妹开始偷情。
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,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。
Rivera从未忠情于任何女子,Frida也从此与众多男女开始了纷繁复杂的恋情关系。
其中有一位是超现实主义者布雷东。他1938年到墨西哥,他惊讶于这个国度,
称之为“自然的超现实主义国家”,并且惊讶于Frida的绘画。
部分由于他的原因,Frida于1938年末在纽约举办展览,
布雷东亲自写前言。展览获得巨大成功,半数作品售出。
1939,布雷东又建议在巴黎再举行一次展览。
这次展览在商业上不是很成功,但评论非常好。
卢佛宫收藏了一张,而且获得了来自康定斯基和毕加索的赞扬。
然而Frida非常不喜欢她称之为“一帮母狼的疯狂儿子”的超现实主义者,
她说:“他们认为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,但我不是。
我从来不画梦境,我话的是自己的现实。”

40年代早期,Frida与Rivera离婚,原因至今是个迷,
尽管他们还成双入对出入与公众场合。
不到两个月,他们又在美国复婚。
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Rivera认识到Frida的健康将无情地恶化,
一定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她。

她的健康从来就没有特别好过,1944年以后明显更差了。
她开始接受众多脊骨与跛脚的手术。
研究她生平与作品的权威人士怀疑是否这些手术都是必要的,
或者它们只是吸引Rivera注意的手段。
对Frida而言,她生理上与心理上的痛苦总是联系在一起的。
50年代早期,她出现病情危机住进墨西哥城的医院,在那呆了一年。

复婚之后,Frida作为艺术家的声望持续升高。
尽管一开始是在美国而不是在墨西哥本土。
她在现代艺术博物馆、波士顿当代艺术学会和费城艺术馆被列入最有威望的艺术家之中。
1946年,她得到墨西哥政府的奖金并在年度国家展中获官方奖。
她还在一所新型的实验艺术学校授课,以非传统的方式带给学生许多灵感。
当从医院回家后,Frida成了热情洋溢的共产主义者。
Rivera曾被开除出党,Rivera说:“我在认识Diego之前就是党员,
而且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比他更好的党员。”

与此同时,40年代的Frida画出了一批她最好的作品。
此时她的绘画受到疼痛、麻药和酒精的综合作用变得越来越笨拙和无序。
尽管如此她还是于1954年在墨西哥举办了个展。
开始人们认为Frida病重无法出席,
但最终她还是由自行车送到并由担架抬入展厅。开幕酒会成了凯旋庆典。

同年,Frida受到组织坏死的威胁,对右腿膝关节以下进行了截肢,
这对于一个精心营造自我形象的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打击。
她尝试着用假腿走路,甚至还在朋友的庆典上跳舞。
但是终点临近了。
1954年7月,她最后一次在抗议打倒危地马拉左翼总统Jacobo Arbenz的
共产主义游行中公开露面,之后不久便在睡梦中死去,似乎是窒息而死。
很多与她亲近的朋友都怀疑她是自杀。
她在最后的日记上写着:“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,而且我希望永不再来。——Frida.”



